我们认为，作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城市设计者有不同的利益动机，遵循不同的伦理规范。共同体遵从的是城市设计职业道德规范，以社会公共利益与城市整体利益为指向；作为个体，以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观点，无论是从事技术编制的专业者或是行政部门建设管理者，都首先遵从“理性人”的假设，追逐自身利益。科尔曼以“理性( rationality)行动理论”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其假设即为“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表述为最大限度获取效益”。
 
    科尔曼的“理性”或“合目的性”、“效益”或“利益”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含义，“理性人”假设不等同于“经济人”假设。人的理性行动除了追求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目的，甚至包含利他主义价值观。不可否认的是，就多数城市设计实务工作者而言，对自身具有的“实际功利效益”（包括经济、名誉、权力等等）往往是更可观和所欲的。
 
    因而，共同体职业道德对实践者个体的内心约束，主要依赖于实践者的自律和道德修养，但个体对职业道德的遵循往往次于对“理性人”的利益追求，譬如“违背规划原理，迎合页导；缺乏职业精神，弄虚作假；无视城市整体利益，为开发商代言；甚至出卖公共利益，谋求个人私利”。
 
    简言之，城市设计者个体的道德实践是否以职业道德为首要的规范准则，要视其若违反职业道德规范所付出的“成本”与就此可能获得的“实际与预期益”二者之间的比较结果而定。这是一切社会实践者个体的“理性人”的自然表现。
 
    对城市设计者的利益动机分析是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客观判断。在当代中国社会特殊语境下，一方面，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集中在身份伦理和私德、社会公德（包括职业道德）和契约伦理（商品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另一方，当前市场化驱动的社会转型加速既解放思想，在推动伦理思维多向的同时，又损害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认同。市场经济行为的混乱，社会行为的整体性“失范”已成为社会学界的突出议题，也反映在近年城市规划行业自身对道德领域问题的诸多批判与检讨。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将“行动者”与其所控制的资源或事件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系统。科尔曼正是要研究人的理性行动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糊约，在结构限制中人们又是如何选择行动的方式。
 
    在各种关系中，各种行动者拥有不同的权利、资源和利益，依据对某事件后果的预期价值判断，并依据社会规范，产生（交换）行动，而这一事件的结果取决于各方行动者的“实力”。当前从事技术编制的专业者置身子市场结构中，经济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专业者的理性行动致使其优先考虑其与项目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职业．道德作为社会规范（如西方建筑师、规划师的执业准则），其约束力在于对违反专业者的“禁业”可能。而规划建设管理者身处行政公共部门组织中，受权威结构和信任结构的制约，管理者的理性行动优先考量权力机制与政治规范，来确保和维系个体的既得和预期行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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