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森特别批评了公共部门公务员植根于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职业主义”作风。这种职业主义对组织而言，行为的主要诱因就是通过晋升和安全，实现一个人职业的发展；所有组织行为都被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工具；效率、生产绩效甚至忠诚之所以被追求，不是因为它们自身价值，而是它们对一个人的职业有价值。
 
    公务员的“职业主义”将公共服务作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场所，与公众并无特殊关系。这种科层制技术官僚的信条主要是“照章行事”和“执行、服从上级”的伦理“合理性”，导致城市设计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实现其政绩的技术手段。
 
    可见，这种说词正是基于“职业主义”的自我利益观念的辩解和对公民价值回应的严重缺乏。当代中国规划管理者的伦理选择，还与传统“官本位主义”、等级身份社会伦理有直接渊源，“公众本位”的公共伦理转型在中国还未真正形成，更遑论维护并保障建设环境中的公民权利这一“权利本位”了。
 
    政治可以理解为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城市设计管理主要属于行政层面，是价值分配的行政工具或一种表现形式。城市设计不可能摆脱政治的支配，而且政治环境也是其获得制度化力量与合法地位的源泉。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决策者（政治家）的主导价值观仍是经济绩效与效率优先的发展主义，但除了注重这些经济与效率的价值，城市设计管理还应强调公民精神、公平性、回应性等社会伦理价值。
 
    就市民生活的建设环境塑造而言，应追求公共资源配置的公正性，建设环境的塑造过程与结果都应体现公正，对此，城市设计实践责无旁贷。同时，城市设计管理要真正以公共伦理价值取向为依归，还有赖于社会环境与政经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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