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物质形态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凝固的音乐”，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现代主义之前，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后，“凝固”了政治与宗教要求下的景观形象。
 
    现代主义开始后，在产业技术的巨大冲击之下，使得历时性的人文因素对城市景观塑造的影响缩减至历史低点，柯布西耶认为建筑不过是一部“居住的机器”，而忽视了社会组织的内在形式，普遍适用性的审美因素几乎成为建筑造型的唯一主导因素；阿道夫·鲁斯提出装饰就是罪恶；密斯·凡·德·罗提出“少就是多”，然而这种没有人情味的早期现代派设计观念，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现代主义之后，以文丘里为代表的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开始用隐喻、符号等来回溯对于历史文脉的关注，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停留在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对现代主义风格进行反思，因而思想性薄弱，只是成为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发展的一个契机。不过，理论家们从政治、美学、伦理、现象等角度对建筑设计的反思，为建筑、景观与城市规划的观念打开了大门。
 
    作为城市景观的形成基础，人文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城市景观构成因素之一，并且参与了城市景观构造过程。皮亚杰认为，结构作为转换体系的观念，与连续形成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e)观念是相一致的，而自身调节就唤起了自身建构的作用。
 
    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多层面性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建构城市景观的各个方面，景观对象建构的过程既是其表面的形式化过程，也是与意识行为发生关系的过程，整体而言，就是多层面相互沟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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