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实效必然是透过专业者与管理者行为的内因作用而外显的。同时，作为城市设计实践发生的具体背景条件，社会系统环境的结构性框架既是城市设计实践赖以发挥作用的“力量源泉”（尤其是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获得职业的合法权威”，同时又制约了城市设计实践的作用范围和方向。
 
　　其中，制度环境是城市设计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前提。如上海作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中国特大城市，在行政分权化凸显行政效率的同时，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干预”惯性在城市规划决策和执行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特别是“党的领导对城市规划政治的影响”，造成基层的行政管理者的专业能动性常常难以发挥。
 
　　同时管理者行为准则存在于“组织内部合法化”的过程，而且其行为必须获得党政领导的支持与赞同。可见，城市设计管理表现为对政治行政体制的依赖并受其制约。
 
　　与此同时，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现阶段城市建设及其管理体制的任务，城市设计实践首先要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亦同样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必然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导模式，市民参与尚不成熟。总之，社会系统制度性环境是影响城市设计实践的关键性因素。
 
　　社会系统经济性因素是城市设计实践所必须依赖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环境，城市设计既要约束开发资本的市场行为，又要借助资本力量实现其空间理想。经济性因素直接影响城市设计实施的可能性与最终效果，如城市经济结构重组、产业布局调整和建设环境的资本流向等经济性因素。而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加剧既对空间形态设计提出深层次需求，又不可避免地促使城市设计更多地为高收入阶层的利益服务，使得城市设计的公平性和开放性受到挑战；当代社会的文化因素则深刻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塑造的观念，对城市设计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
 
　　可见，经济、社会、文化性因素都成为城市设计实践所托的社会系统环境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将上海，这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典范城市，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整体社会转型脉络下来审视，城市设计实践所塑造的空间对象，如上海太平桥地区的改变，与全球化下的城市竞争、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空间分异以及文化的断裂重构都有着结构性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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