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Sennett对城市有一个经典定义，他认为“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在陌生人的交往中，能否存在一种真正的公共生活？”帕尔默认为，“在人们相互之间有直接的体验，产生感情的共鸣，体验到人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人们有许多机会可以在公共领域进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能够吸引和鼓励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社群的愿景和现实便来到了。”公共生活能使拥有共同领地（如社区）的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这表明人们有相互承认的需要，也有生活在一起的冲动。这种互动必须有适宜和促进的公共场所，这样的场所尽管是物质的，却能提供大家认同的城市意象，能团结和引导人们加入共同体中进行交流与互动。
 
    列斐伏尔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围绕人们在无数次分离聚散的场合，与出出进进的人们不断互动进行的。人们可通过人际互动所发生的空间的质量来确定公共生活的性质。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一定是要能够促进陌生人有效交往的场所空间，适于健康公共生活的建设环境才称得上真正有公共价值。公园、广场、街道、咖啡馆、画廊都是公共生活的领域，陌生人在此相遇，相互寒喧、分享共同的兴趣爱好。而集会、辩论等活动更使得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成倍增加。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形成的功能分区把邻里、商业区、公园、广场分割开，这种空间安排不利于人际互动发生，也损伤了健康的公共生活。
 
    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全然不同，市民的“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尚未发育成熟，更未经历过“公共领域”的衰落。中国缺乏市民社会这一中间领域，反映在城市建设环境中，公共价值领域极其微弱，因此公共生活意义上的“广场”、“公园”难以产生。古代城市除庙宇的前庭可设戏台，以及举行庙会活动、商业交易的码头、桥头等少数集散性广场作为公共空间外，大多数“公共空间”都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如衙前的前庭，不是供公众活动使用，相反，还要求公众肃静回避；又如宫城或皇城前都有宫廷广场，但不研放。明清北京城的“T”字形宫廷广场（今天的安门广场）三面入口处都有重门，严禁市民人内，以显示宫阙门禁森严的气氛。“可谓自封建帝国开始不久，我们社会与城市里的公共，就与国家纠缠不清了。”
 
    由此，创造“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场所”的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其实是期望有助于塑造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促进市民互动、交流、辩论，而达致社会公共性的普同。当代西方国家担忧自由主义下的个人私权极度发达，而导致“公共”的丧失；中国语境下恰恰相反，由于传统中国历史和政治惯性，当代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正面临新的一轮权力一技术一商业三位一体宰制的双重困境，我们面临的不是在强大的个人主义面前公共生活的萎缩，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真正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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